导语：老龄化时代，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正在由过去的红利转变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破局之道，唯在创新。

在任何国家，衡量其繁荣程度的最明确尺度都是人口的增加数量。
——亚当·斯密《国富论》。    

老龄化时代，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正在由过去的红利转变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中国政府积极实施包括住房、生育、教育、养老，乃至科技创新、资本市场改革等在内的综合性改革举措，以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以生育政策为例，过去几年，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经历了截然相反的调整，从生育限制转向积极鼓励，一系列过去颁布或实施的不利于人口生产的政策法规被相继废除。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今年7月中央进一步全面放开三孩，生育政策从独生子女走向二孩乃至多孩；9月，国务院发布决定全面废止包括《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在内的三部行政法规。与此同时，政府对学区房的打压、在线教育政策的调整等，也往往被外界视为政策层面向有利于人口繁衍的方向积极转变的信号。

政策变迁折射出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且规模庞大。很遗憾，我们多数人很可能还没有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或者说，我们关于未来的估计太乐观了，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忽略了人口结构以及总量的变化。

以可支配收入为例，机构普遍以这个指标作为预测未来中国消费增长潜力的基础，并进行简单的线性外推，然而缺少了人口老龄化这一中长期关键变量的影响，这或将导致预测失真。如果没有创新引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随着社会抚养比的快速攀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将会下降。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将会持续下降，需要抚养的老人将会越来越多。有学者预计到2050年，中国或将出现2.6亿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届时中国的抚养比将上升至56%（65岁以上老人/劳动力人口），大概是两个劳动力抚养一位老人的水平，相比2020年19.7%的比重，社会抚养比急剧攀升。

显然，这将导致整个中国社会经济需求和供给函数的深刻改变，目前很多企业以及机构对于未来社会需求的预测依然建立在无限增长的模型基础之上。

需要指出，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以及经济的影响，不是等到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的那天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是之前就在慢慢的渗透。以消费来说，2014年中国的劳动力年龄人口见顶，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于2010年达谷值，2010-2019年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从34.3%升至39.2%，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从14.3%降至9.3%。

人口老龄化对于中国的消费、医疗、住房、养老、财富管理，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提出艰巨的挑战。艾瑞咨询将针对人口老龄化推出系列研究专题，围绕人口老龄化的国内形势以及对消费、医疗、财富管理，乃至科技创新等方面产生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为系列一。

一、老龄化成中国基本国情

2021年5月，十年一次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下称七普）正式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14.1亿，相比上一个十年末（2010年）增长7200万人，十年间增长5.38%。数据也显示，中国人口增长明显放缓。相比2010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但是年均增长率仅为0.53%，相比上一个十年（2000年至2010年），增长率下降了0.04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新增出生人口急剧下降。2020年，全国新出生人口1200万，当年出生率8.52‰，历史最低水平，这一数据意味着二孩政策对于促进人口生产效果有限。来自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还显示，2017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国新增出生人口数呈现断崖式下跌。

考虑到2015年以后的二孩政策，形势更为严峻。以2020年为例，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与发展信息司公报，2020年二孩及以上孩次占比为57.1%，对比来看，二孩政策全面实施的2015年，全国新出生人口1685万（二孩率极低）。

人口结构方面，老龄人口快速攀升，劳动年龄人口迅速下降。七普数据显示，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2.6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18.7%。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重相比上一个十年上升了5.44个百分点（2010年为13.26%）。与此同时，目前中国15-64岁劳动人口的占比从2010年的74.53%下降近6个百分点至2020年的68.55%，总规模回落至2008年左右的水平（9.68亿）。

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当一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则认为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当这两个指标翻番（即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2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的时候，则认为该国进入“中度老龄”社会。按照这一标准及人口预测结果，我国2000年进入“轻度老龄化”社会，十四五末期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普查数据反映出人口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如劳动年龄人口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老龄化程度加深，总和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数量走低等，“老龄化已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基本国情”。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两大特征

基于七普数据，2021年7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决议认为，中国即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并将在2035年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决定放开三孩生育，综合采取税收、教育等多举措促进人口结构优化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老龄化并非只在中国，全球人口都在步入老龄化阶段。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截止2019 年，全球 65 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球总人口的 9.1%，已满足联合国老龄化社会标准（即 65 岁以 上老年人口占比超 7%或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报告预计，到2050年，全世界每6人中，就有1人年龄在65岁以上（占比16%），而这一数字在2019年为11人（9%）。目前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年轻群体。

人口老龄化成为21世纪全人类最重要的社会趋势之一，几乎所有社会领域都受其影响，包括劳动力和金融市场等，并影响住房、交通和社会保障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

不过，就中国来说，老龄化的挑战更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呈现出跟西方发达经济体明显不同的两大特点，一个是老龄化的速度快，老龄化人口规模庞大，一个是未富先老。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预测，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美国、 德国分别花了约65年、45年；日本、韩国分别花费24年、18年。发达经济体（不含韩国）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的时间普遍在几十年，让整个国民经济和企业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老龄化挑战。中国只需要大约 24 年 （2000-2024），整体节奏偏快。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老龄产业研究中心主任黄石松指出，“十四五”以后，中国将进入快速老龄化发展期，此后中国将迎来第二次老年人口强劲增长高峰，年均净增长超过1200万人，是“十三五”时期的2倍；年均增长率4.48%，是“十三五”时期的1.7倍，是同期总人口年均增长率的15倍。

规模方面，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人2.64亿，占比18.7%。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65岁以上老人占比接近30%（《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另据联合国人口报告，中国至少在未来50年里依然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多时将在5亿人左右。

规模大，意味着未来社会负担大；老龄化速度快，意味着留给中国应对老龄化冲击的时间紧迫，这反过来凸显了当前中国推动创新和社会生产率提高的急迫性，经济必须加速向创新转型，借助数字化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老龄化还有个显著的特点是“未富先老”。

中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阶段的人均GDP明显低于美日韩。美国、日本、韩国分别于2014年、1995年及2018年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分别为5.1万美元、4.3万美元及3.3万美元，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中国将于2024年正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但当前人均GDP仅为1.68万美元，与同时期美日韩仍存在较大差距，“未富先老”问题较为严峻。

再看人均国民收入（GNI），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时（200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仅为全球人均GNI的17%；而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时（1970年），人均GNI是全球人均GNI的2.28倍。截至2018年，中国的人均GNI仍未超过全球人均水平。

未富先老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年轻人可能是难以承受的养老之重，老年人可能尚未积累足够的储蓄以养老。纵观全球，不少经济体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以后，经济就停滞不前了，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完成向上游产业链的进军，停滞的社会经济导致了社会的内卷，贫富不均以及阶层固化。

未富先老本质上提示的是社会与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停滞的风险。一国过早的进入老龄化社会，一旦社会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其所形成的“中产阶级陷阱”最终造成潜在的社会动荡，目前中国社会的内卷化、躺平等词汇实际反映了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和谐状态。

克服困难的唯一路径在于寻求科技和创新。日本经济学家吉川洋在其《人口与日本经济》中指出：“创新是推动人均收入增加的源泉。”

中国要想成功跨过“中产阶级陷阱”，就必须通过创新向价值链的上游前进。巴克莱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提到，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爬升到价值链上端，那么即便劳动力成本上升，该国的新产业仍将具备竞争力，经济仍然具备足够的活力，并助其挤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三、人口会不会负增长？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人口规模会不会负增长？答案是肯定的。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人口必然负增长。关于这一问题，只需要考虑出生率与死亡率这样一个简单的函数关系就足够了。医学进步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寿命在不断延长，死亡率下降至2004年6.4‰。不过从那以后，由于老龄化的发展，死亡率已经重新开始上升，目前已经升至7.07‰。

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坊间流传的戏谑说法是“城市化”、工业化是最好的避孕药。这并非没有道理，在城镇化以及工业化的背景下，女性地位上升，叠加享受主义的指引，处于育龄期的夫妻不愿意生，少子化严重，生育率下降，当然这也是全球趋势。过去十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至8.52‰，仅略高于死亡率。

越来越低的生育率，随人口老龄化而逐步走高的死亡率，这两个影响人口趋势的最重要因素交互作用 ，造就中国越来越低的人口总和生育率，目前已经降低至1.45‰，低于2.1‰的自然增长率。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大，人口结构慢慢呈现出一个倒金字塔的形状：即老年人相比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高。联合国人口报告（2019年）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从2000年的30岁，攀升至2020年的38岁，该机构预计到2050年，中国平均人口年龄约为48岁。

目前中国虽然已经放开生育限制，由于人口政策的调整对于劳动力人口以及总人口增长的影响存在15-20年的时间因素，因此，中国人口不可避免的将出现人口下降。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彭希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10年前甚至20年前，学界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问题。”

一旦死亡率与生育率触发特定的平衡点，比方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或者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死亡率的上升，中国总人口必然出现净减少。普遍的预计是2028年前后，中国人口死亡率将超过生育率，从而导致人口规模见顶和下降。

这与近邻日本、韩国社会非常相似。日本的人口在2010年达到1.28亿的顶峰以后，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规模开始下降至2020年的1.25亿。受到疫情冲击，韩国的人口负增长很可能也已经提前至2020年出现。

“人口规模会在未来达到一个峰值，但负增长时间的到来还存在不确定性”，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5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言外之意人口负增长只是时间问题。综合目前学者、机构以及联合国人口报告数据，中国人口或将在2028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

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人口规模的下降程度问题。普遍的分析认为2050年后，中国人口规模将呈现断崖式下降。主要原因在于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于2050年前后接近生命终点，人口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据经济学家任泽平预计，2050年中国人口将较2022年减少仅9%，2075年中国人口将较2050年减少22%，2100年中国人口将较2075年减少25%，即降至约7.5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9年初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到2065年，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2.48亿，回到大约1996年的规模。另据联合国人口报告，在中方案下，2050年中国总人口约为13.48亿，到2065年，人口将进一步下降至12.4亿。必须要指出的是，联合国这一人口预计的基础是人口总和生育率1.77‰为基础，实际上中国目前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1.46‰（2020年数据）。

不管怎样，未来30-40年，中国将出现约2亿人口的净减少是不争的结论，这将深刻改变中国的供需函数，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赖人口规模生存的成熟产业。从经济学角度考虑，需求决定终极供给。人口规模终极决定需求，总需求决定总供给，老龄化将深刻改变中国的需求和供给格局。

破局之本，在于科技和创新。

四、老龄化与中国经济

在谈老龄化与中国经济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日本的“安倍经济学”。2012年，安倍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其上任以后，射出了其著名的经济“三支箭”，通过扩张货币和财政的方式来驱动通胀和经济增长。随着政策实施，日本经济表现依然疲软，且加剧了日本的贫富分化，归于失败。

安倍经济学的失败，究其原因还是人口因素——深度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不断下降的人口规模，影响社会经济创新能力和信心。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为什么日本要处心积虑驱动创新，发展氢能源、固态电池以及重振半导体产业雄心的根本原因，只有向上游产业链进军，才能赢得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

回到人口问题。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规模大小终极决定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总规模和地位，决定一国的综合国力。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14.1亿。以人口规模来看，中国仍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正是庞大人口规模叙写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增长故事。过去四十年，中国的人口总规模从80年代的12亿增长到2020年的14亿，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有学者（张本波）基于人口的增长进行线性回归的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对1978-201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7%。

与总人口规模匹配，庞大的劳动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另外一个关键，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走势。人口红利带来成本优势，叠加制度改革激发增长活力，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GDP总量从1980年的4588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01.6万亿元，是过去几十年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从1980年的不足1%上升至2020年的17.4%。统计局数据显示，过去三十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中国GDP增长趋势完美吻合。

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逆转。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早在2014年就已经出现过了。关于统计局的劳动力数据，还有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很好体现了中国老龄化的挑战大于不少机构和学者的预计。七普数据发布之际，国家统计局同时修订了过去十年的就业数据。据修订后数据，中国劳动力人口实际上在2014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下降了，相比修订前提前了3年，数据修订前认为劳动力人口2017年见顶。此外，2020年，中国就业人口相比修订前下降超过2000万。

这一统计数据与过去几年中国东部沿海经常出现的用工荒、招工难相映照，反映中国的老龄化以及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工平均工资从2010年的1690元上涨至2020年的4072元，涨幅140%；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从2010年的4.73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6.4万亿元，涨幅247%（国家统计局），远超同期GDP增速，背后的驱动因素正是劳动力的紧张。

中国的劳动力人口（15-64岁）到2030年将下降约5000万人至8.4亿人（《国家人口规划发展（2016—2030年）》）。展现的画面是，老人在增加，但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和贡献的劳动力人口在下降。

老龄化下背景下的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企业人力成本上升，社会抚养成本上涨，需求放缓社会经济增长有放缓的可能。对于经济体来说，老龄化就像慢性病一样损害经济健康和趋势。

就社会抚养成本而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数据经验显示，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呈倒U型关系，当老年抚养比升高至17.5%以上时，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将由正面转为负面。

据七普数据，目前中国社会总体抚养比30%，老年抚养比20%，大约是5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的格局。根据目前的人口预测，30年后（2050年），由于65岁以上老人快速攀升，比重升至28%，同时劳动力人口占比快速下降至50%，老年人抚养比上升至56%，实际上形成两个劳动力供养一位老人的严峻局面。

社会抚养比的上升或者说老年人赡养负担的加重，将最终导致中国宏观税负的增长，如更高比率的养老保险缴纳，这实际上将削弱劳动力人口的消费能力。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近邻日本可以提供侧面的参考，日本是一个与中国社会有着颇多相似点的国家。日本经济之所以出现失去的三十年，背后的原因除了日元升值以及对财阀约束不力，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就是老龄化。日本的房地产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破灭以后，几乎无反弹，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老龄化。

回到国内，多有学者研究证实，老龄化导致消费放缓。比如，社科院教授张本波在其所著报告中指出，从宏观角度看，人口老龄化不仅通过消费函数影响当前的消费，还可能通过影响经济的总产出改变长期消费，并可能由于社会负担的上升对长期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应该指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乃至人口的下降对经济的影响，不是等到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的那天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是之前就在慢慢的渗透。比方，随着老龄化的演变，劳动力成本就在悄悄的上升。从国内消费来看，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呈现增速逐步走低的趋势。

目前不少的机构对于未来消费的预测依然还是建立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础上。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个现实的数据，而从预测的角度，我们应该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加入人力成本等更多基础性要素。